從前看過一些中醫相關的書籍，當中有提過在1954年中國的石家莊及1956年的北京曾爆發流行性乙型腦炎，最終被中醫治好的事，以此證明中醫有能力對抗疫病，只是因為西醫不承認才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不過後來我在網上找了一些相關的資料，發覺中醫不但無法確切證明中醫有此能力，甚至用於辨證論治的基本理論與客觀的氣候事實也出現自相衝突的說法。
1954年在石家莊爆發的乙型腦炎是發生在7月左右，在此之前(6月)石家莊曾發生水災：
來源：中國一代名醫郭可明
根據那些老中醫的說法，是中醫郭可明系統運用中醫溫病學理論，認為石家莊久晴無雨，乙腦患者偏熱，屬暑溫，應採清熱解毒、養陰法，使用白虎湯和清瘟敗毒飲、安宮牛黃丸等，重用生石膏，結果成功撲滅疫症，治瘉率達90%，而他自己親看的31人更無一死亡。
至於1956年在北京巿爆發的乙型腦炎則是發生在8月，可是在使用中藥白虎湯和輸氧、注射青黴素等法治療時卻無效。另一名中醫蒲輔周則認為用溫病治療原則治乙腦無錯，問題出於氣候環境因素，據五運六氣學說，「必先歲氣，毋犯天和」，他分析北京多年陰雨連綿，濕熱交蒸，因此屬暑濕偏盛，患者偏濕，屬濕溫。倘不加辨別，而沿用清涼苦寒藥物，就會出現濕遏熱伏，不僅高熱不退，反會加重病情。正確的辦法，是採用宣解濕熱和芳香透竅的藥物，濕去熱自退，遂用杏仁滑石湯、三仁湯等化裁，通陽利濕，成功在9月初結束疫症。
蒲輔周在總結經驗時說：「在這一次實踐中體會到：由於氣候的影響，今年的患者在誘因上多有暑濕並重的現象，個別的還有一些變症，我們在治療腦炎過程中，隨時都要注意到這一些」。9月4日，《健康報》在頭版中報導了這場戰果：「運用中醫治療溫病原則治乙型腦炎，北京市不少危重腦炎病人轉危為安」，一時在全國傳為佳話，也體現了中醫辨證治療的重要性。
根據《石家莊市民政志》的資料顯示，1954年石家莊確實發生了洪災，不過發生的月份在7月：
這次洪災致使受災群眾17398戶，68648人，傷65人，死亡29人。
被淹毀土地71192畝(其中全部沖毀的11606畝，部分沖毀的11819畝，其餘為受輕災或無災土地)。
總計從11日起至21日止先後動員了24414人(幹部3150人，工人9671人，農民3670人，部隊5400人，學生與市民2523人)，參加了防洪治水工程。」
若此資料正確，則1954年石家莊爆乙腦的時間也應是延後至8月，與1956年北京巿那次爆發的時間大至同期。最大的問題並不是7月還是8月，而是蒲輔周曾說「北京多年(一說為1956年)陰雨連綿，濕熱交蒸，因此屬暑濕偏盛，患者偏濕，屬濕溫」，又說1954年「石家莊久晴無雨」，但事實卻是該年石家莊發生了嚴重的洪災，理應比1956年的北京巿更多雨更「濕」，為何卻是導至「暑溫」？
那當年北京那邊是否有發生比石家莊那次更大型的水災，讓該地更「濕」？有的，可是發生的地點卻是在離北京巿近100公里的海河，據《河北水利》記載，1956 年洪水淹地面積6030 萬畝, 受災人口1500 萬。若要比「濕」(雨量)、受災人數及受影的面積，1956年那次真的要遠勝於1954年，但1956年所有重災區都沒爆發乙腦，遠遠不受影響的北京巿卻爆發了，這不是又否定了中醫蒲輔周提出的氣候理論嗎？
蒲輔周那套「暑溫濕溫」學說難道只是為解而解，自圓其說的胡吹一翻，把一些不相干的因素牽強附會到中醫的理論及治績嗎？
那中醫藥會不會在那兩次疫症中都發揮了功效，只是在病因假設上出了錯誤，邏輯上正確假設確保了結論的正確，但錯誤的假設卻未必導至錯誤的結論，不過很可惜，中醫未能提供有效的有力的證據支持此中醫藥發揮了功效結論，下文會詳說。
中醫單方面的說法
1954年在石家莊爆發的乙型腦炎是發生在7月左右，在此之前(6月)石家莊曾發生水災：
「河北省地處滹沱河流域，歷年水災嚴重。1954年剛剛入夏，石家莊就遭遇了幾十年不遇的暴雨。大暴雨接連下了整整7天7夜，致使河流水位猛漲。6月11日，石寧堤決口，洪水奔湧而來，迅速淹沒了這個城市。當時石家莊的平均水深有1米多，城裡的許多道路，房屋、工廠、學校，都被浸泡在水中，而大橋街、民族街和南馬路一帶是石家莊地勢最低的地區，這裡的洪水量深達到一人多高。石家莊幾乎家家戶戶都受災，形式非常嚴峻。
半個多月洪水退去後，蚊子滋生，各種傳染病傳播蔓延開來。「大災之後必有大疫」，終於流行性乙型腦炎暴發了。」
半個多月洪水退去後，蚊子滋生，各種傳染病傳播蔓延開來。「大災之後必有大疫」，終於流行性乙型腦炎暴發了。」
來源：中國一代名醫郭可明
根據那些老中醫的說法，是中醫郭可明系統運用中醫溫病學理論，認為石家莊久晴無雨，乙腦患者偏熱，屬暑溫，應採清熱解毒、養陰法，使用白虎湯和清瘟敗毒飲、安宮牛黃丸等，重用生石膏，結果成功撲滅疫症，治瘉率達90%，而他自己親看的31人更無一死亡。
至於1956年在北京巿爆發的乙型腦炎則是發生在8月，可是在使用中藥白虎湯和輸氧、注射青黴素等法治療時卻無效。另一名中醫蒲輔周則認為用溫病治療原則治乙腦無錯，問題出於氣候環境因素，據五運六氣學說，「必先歲氣，毋犯天和」，他分析北京多年陰雨連綿，濕熱交蒸，因此屬暑濕偏盛，患者偏濕，屬濕溫。倘不加辨別，而沿用清涼苦寒藥物，就會出現濕遏熱伏，不僅高熱不退，反會加重病情。正確的辦法，是採用宣解濕熱和芳香透竅的藥物，濕去熱自退，遂用杏仁滑石湯、三仁湯等化裁，通陽利濕，成功在9月初結束疫症。
蒲輔周在總結經驗時說：「在這一次實踐中體會到：由於氣候的影響，今年的患者在誘因上多有暑濕並重的現象，個別的還有一些變症，我們在治療腦炎過程中，隨時都要注意到這一些」。9月4日，《健康報》在頭版中報導了這場戰果：「運用中醫治療溫病原則治乙型腦炎，北京市不少危重腦炎病人轉危為安」，一時在全國傳為佳話，也體現了中醫辨證治療的重要性。
中醫對氣候有基本的認知錯誤
根據《石家莊市民政志》的資料顯示，1954年石家莊確實發生了洪災，不過發生的月份在7月：
「1954年7月，石家莊一帶淫雨連綿，降雨量達430公釐。11日晚獲鹿山洪暴發，洩洪渠堤(石寧堤)在大馬村處決口，破堤長達百餘公尺。12日早洪水侵入市區，至中午洪水即漫延全市，低窪地帶水深達5市尺左右，致使部分房屋倒塌，大部基本建設與部分工業生產停工，嚴重地威脅著人民生命財產。
若此資料正確，則1954年石家莊爆乙腦的時間也應是延後至8月，與1956年北京巿那次爆發的時間大至同期。最大的問題並不是7月還是8月，而是蒲輔周曾說「北京多年(一說為1956年)陰雨連綿，濕熱交蒸，因此屬暑濕偏盛，患者偏濕，屬濕溫」，又說1954年「石家莊久晴無雨」，但事實卻是該年石家莊發生了嚴重的洪災，理應比1956年的北京巿更多雨更「濕」，為何卻是導至「暑溫」？
那當年北京那邊是否有發生比石家莊那次更大型的水災，讓該地更「濕」？有的，可是發生的地點卻是在離北京巿近100公里的海河，據《河北水利》記載，1956 年洪水淹地面積6030 萬畝, 受災人口1500 萬。若要比「濕」(雨量)、受災人數及受影的面積，1956年那次真的要遠勝於1954年，但1956年所有重災區都沒爆發乙腦，遠遠不受影響的北京巿卻爆發了，這不是又否定了中醫蒲輔周提出的氣候理論嗎？
蒲輔周那套「暑溫濕溫」學說難道只是為解而解，自圓其說的胡吹一翻，把一些不相干的因素牽強附會到中醫的理論及治績嗎？
那中醫藥會不會在那兩次疫症中都發揮了功效，只是在病因假設上出了錯誤，邏輯上正確假設確保了結論的正確，但錯誤的假設卻未必導至錯誤的結論，不過很可惜，中醫未能提供有效的有力的證據支持此中醫藥發揮了功效結論，下文會詳說。
西醫不承認中醫療效的合理性
西醫認為乙型腦災是由病毒引起，經庫蚊、伊蚊和按蚊的某些種類傳播，其流行有嚴格的季節性，80%～90%的病例集中在7、8、9三個月，華南地區的流行高峰在6～7月，華北地區在7～8月，而東北地區則在8～9月，均與蚊蟲密度曲線相一致。 4——5年一個流行週期。
乙型腦災可分為輕型、普通型、重型及暴髮型四種， 輕型和普通型患者病程約7-10天，一般都能痊癒且無後遺症。重型患者病程常在2周以上，有少數死亡且部分病人留有後遺症。暴髮型患者則於1～2日內出現深昏迷，不及時搶救則會因呼吸衰竭而死亡，死亡率非常高，即使倖存都會有嚴重的後遺症。乙腦以輕型和普通型為多，約佔總病例數的2/3。流行初期重型較多，後期則以輕型居多。
石家莊與北京巿那兩次乙腦都發生在8月左右，前者沒有說明疫癥結束的日期，後者則是說9月初結束疫症，若按北京巿的標準，即是說乙腦疫症正常結束的時間剛好與中醫宣稱戰勝乙腦的時間一至重疊了，那究竟是中醫的療方真的發揮效用消滅了疫症，還是疫症自己消退的自然現像？
還有石家莊與北京巿所使用的中醫藥療方是不同的，特別是北京巿那次，一開始使用的白虎湯無效，後改用蒲輔周宣解濕熱和芳香透竅的藥物才有效果，可是這也產生出其他疑問，使用白虎湯無效的時期是否與乙腦流行初期出現較多重型爆髮型(較高致命性)的現像同期出現？而改用新方、蒲輔周親自治療病人取得成效的時期與乙腦流行後期輕型普通型(無多大致命性)居多的現像也是否同期出現？究竟是蒲輔周中醫功力高深懂用正確方法治病，還是該疫症發展的自然定律，用藥的改變剛巧與疫症由強轉弱同時發生，產生了美麗的誤會？中醫對這問題可說是沒有半點著墨，或許簡本就完全沒有發現問題的存在，西醫不承認中醫這兩次的治療成效是合符情理的。
我們不能因為兩者發生的先後而斷定兩者有因果關係，各種有關無關的因素都可以同一時間出現，這是基本的邏輯常識，不論是甚麼人甚麼學派也不能違反的。
中醫可做甚麼及其中的困難
由上述的分析來看，目前只有中醫理論自認有效治療當年那兩次疫症，其給中出的所謂證明有很多漏洞，使其無法成立，其他的如天氣資料、西醫學及邏輯學皆不支持甚至反對這個說法，我們故然不可就此判斷中醫藥對當年的疫症毫無療效，把未有證明的事說成證明是假會犯上訴諸無知的邏輯謬誤，但若中醫繼續墨守成規，不明自身的弱點、不明西醫理論及雙盲測試的重要性，沒有打好作為正確思考的邏輯基楚，只抱中醫是另一套科學、不需西醫學證明、西醫不明辨證論治等空泛的口號作強辯、那不但不可能證明當中的真偽，還會對中醫的發展及現代化產生負面影響。
在乙腦疫症上，用天氣解釋病因肯定是站不住腳，剩下的就有從病人身上可檢察出來的「證」了，在那兩次乙腦疫症中病人是否出現了明顯可辨的證或症狀，如果有則應仔細描述及清楚說明當中的分別，不能只提「暑溫」、「濕溫」，也不能用迷糊容易令人誤解的說法，為中醫在同一疫症中用不同中藥提供合理理由。
中醫若要證明當年是中醫藥發揮功效，而不是疫症發展的自然現像，還需要拿出實質證據，在同一時期、同一人數、相若體質、病人不知用何藥的基楚下，使用正確中醫藥的患者是否比不使用的明顯好得更快，死亡率明顯較低？若有了這種雙盲的臨床資料，那對分別中醫是否有效對治乙腦肯定有極大的幫助。
萬一以上資料皆缺也不用絕望，另外重新做研究也是可行的辦法，只是不及當年即做的完美，單是天氣狀況就無法模擬了，即使有技術也不能，洪水所做成的人命及財物損失太大了，所以只能等到某日乙腦在某區爆發時才可做上述嚴謹的科學實驗，機會可以說是可遇不可求。
若果不想聽天尤命的等待，那就只好找合適的自願人士做活體實驗，把病毒直接注射到人體引發疫病，那就不用等了，不過這又涉及安全與道德問題，對付病毒，西醫是沒有特效藥的，中醫藥又未有證明，萬一有人死亡或殘廢可就不得了，肯定備受各方指責。
要做這類實驗還需要出錢的及審議的機構同意才可，要是這些部門的負責人認為實驗無聊、對中醫藥有偏見或擔心搞出人命，那就不可能獲得資金及授權以進行研究。
可以說要重新研究中醫與乙腦的問題，研究人員除了要熟識中西醫術外，還要有很大的耐性、很好的運氣、人事上的支持與信任以及有承擔安全與道德問題的勇氣，要是成功證明中醫藥有效對抗乙腦當然是偉大的成就，若果得到的是不明確甚至是相反的結果時，就可能面對研究失敗的挫折及惡果，若認為實驗出了問題，不想放棄繼續研究，可能就要有愛迪生的思考方式：又知道多一樣東西了，然後又要試其他的了，當然這做法只限還有足夠資金及獲授權人士選擇。
雖然上述的情況好像還是很絕望，不過拿錢做研究其實也算是一項會冒上極大風險的投資行為，這是無可避免的，看來繼承中醫醫術大旗的重擔果然不輕呢。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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